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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与“中国”

本站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张未民,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发布时间:2018-07-18 08:57:17 点击量:

 
01
 
    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出现“中国”一词是在《尚书》的《梓材》篇中,以及上世纪60年代出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它们都是西周早期的作品,反映西周初建时期对“中国”观念的确立和以“中国”之名德行天下的诰训、宣谕。但这些还都不是具有独特形态的文学作品。“中国”作为一种文学主题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要等到西周晚期,周王朝危机四伏,“中国”之名再一次激起了人们的渴望与呼唤。
    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较早也较多地记录了“中国”一词,分别出现于三首诗中共七次:
    1.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大雅·民劳)
    2.惠此中国,以为民逑。(大雅·民劳)
    3.惠此中国,俾民忧泄。(大雅·民劳)
    4.惠此中国,国无有残。(大雅·民劳)
    5.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大雅·荡)
    6.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大雅·荡)
    7.哀恫中国,具赘卒荒,靡有旅力,以念苍穹。(大雅·桑柔)
    据《诗序》、《郑笺》等记载,这三首诗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周厉王时,暴政荒淫,因而遭到召穆公及周朝卿士芮良夫的讽谏,这三首诗即是他们的讽谏作品。这可能是中国文学中第一批明确地以“中国”为主题和抒情对象的作品。
    如何理解和评价《诗经》这三首诗中出现的“中国”?历代经学家或注“中国”为“国中”,或注“中国”为“京师”,并无不妥。但我们今天还应指出以下几点。
   首先,起码到西周时,“中国”已不同于“国中”,它除了“国之中”而外,已将“中”作了优先性的强调,表明是指中央大邑即京师。这是历代《诗经》注家都认同的。现代学者进而将“中国”解释为指整个京畿地区,也是不错的。因为“中国”一词在《诗经》中的所指范围看来既明确,又有所开放。“国”,在诸候是周王室的封邦建国即封国,而在周王室则是自封的受天命居天下之中的“中国”。“中国”超越“国中”的结果是,“中国”为周王室所专有,象征着天赋般的中央权力,而不会将其用在诸候国身上。召穆公等指责厉王而忧心如焚就在于他们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封国,而是“中国”。
    其二,《诗经》中的“中国”由此延展出一种时空关系,如惠爱“中国”,是为了绥安“四方”,“中国”一词也可以包括京畿地区加上“四方”封土的偌大时空。“中国”因此也成为有周一代“封邦建国”的“中国化”国家实践的一个必然结果。之所以有众多封国之举,是因为有周之“中国”;同时,之所以有周之“中国”,亦有赖于众多封国的支撑。“中国”的安危,关系着“四方”的安危。中国与四方已联结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甚至大有共名为“一个中国”的“大规模国家”或“大共同体”的意味。这已是《诗经》中的“中国”概念所显现出的延展开放之实在趋势。说其实在,因为此时的“中国”,惠爱她的理由,已是要“以为民逑”,即是说“中国”是用来聚合“中国”及其“四方”之民的;是要“俾民忧泄”,即使国中之民的忧愁得以流泄。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内”的自称,“内奰于中国”,暗示了一个“中国/四夷”的内外互动的结构。
    其三,这三首诗共同的情感主题是对“中国”的忧患意识。可见“中国”概念,在西周时也并未仅仅当作一个“名称”,因为周王朝如果若想在“周”之外再拥有一个名称意义不大,“周”之外之所以还需要一个“中国”,就在于“中国”实实在在地说明着周王朝的性质,从而成为周王朝的象征性概念。它的存在,不是可有可无的,起码从文学上说,对“中国”的祝愿、祈祷,乃至哀恫、愤懑,都变得富有理由和心理基础,因为“中国”即所谓“天下中国”,象征着王朝的使命和天意,周王朝从这“中国”二字的天命责任中可以视野远大,呼唤“旅力”,整合四方。周王朝得到了“天下/中国”的意识与责任,而中国文学也从此获得了一种“天下/中国”的精神和境界,一种几千年来不绝如缕的忧患情感。

02
 
 
    不仅这三首诗一个主题表明着重要的“中国”性质,其实一整部《诗经》的编撰构成都隐含着一个“中国”框架的奥秘。
   《诗经》的编排体例风、雅、颂,表示古人对诗的三种类别的认识。但是古人为什么提出“风、雅、颂”这几乎是中外独一无二的文体概念?
   《毛诗序》注重诗的内容的教化作用:“风是风化(感化)、讽刺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颂是形容盛德的意思。”晚近以来,人们可能觉得这种诗经学的教化味太重,又流行认为风、雅、颂的区别主要从音乐角度讲的:风是西周十五个诸侯国的土风歌谣,雅是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是用于祭祀祖先的宗庙乐歌。应该说,《毛诗序》所论风、雅、颂,仍然给我们认识《诗经》提供了一个古代诗歌源头的某些真实情况:“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有者也。”细读之下,我们会看清《毛诗序》对风、雅、颂的解释完全是基于周王朝的国家理念、国土结构、国家结构及治理方式的,完全符合《诗经》作品所由产生的地域、人文风貌特点,面对这些特征我们会恍然有所悟,这不正是用“诗三百”的风、雅、颂三体在说明着一个“中国”的精义吗?“中国”概念在西周时浮出水面象征着什么?这在《诗经》中得到了最好的呼应。《诗经》用风、雅、颂三体覆盖了中原华夏广阔的时空,呈现出一种音乐性与诗性交相辉映的中国结构。进一步说,所谓风,其实就是覆盖了一个大规模国家各“地方”的风俗诗、讽喻诗,即十五国风,当然,还可以“系一人之本”,更具体到多样化的生命个体创作;所谓雅,就是覆盖了西周王畿地区及体现中央权威政事和正统要求的政治诗、共同体诗、正统德性之诗,所以它形制四方之风,是言天下之事。风的“多”,与“雅”的“大”与“正”构成了一个“中国/四方”的典型结构。至于“颂”,为告祭称颂先王先公的诗篇,正是在这种“风”与“雅”构成的空间维度上加上一种时间的维度,体现着崇拜列祖列宗的精神,也意味着具有持续性的中华正统意识。于是我们应该理解,为什么中国文学会以这一部独标于世的风、雅、颂汇集的《诗经》而成为蔚然大观的源头。

03
 
 
    然后我们看《诗经》开启的一种雅正中和的“诗教”,是一种基于“中国”理念的政治美学传统和实用理性美学传统。
    在这里,“中国”已沉淀为以“中”为本的理念。这种以“中”为本的理念随着这块东亚大地的区域土地和族群活动的“中国化”进程而成为贯通从政治治理到人生哲学、到文学艺术的普遍性价值,成为立国之本、立人之本、游艺之本。一部《诗经》为儒家所阐释发扬的“诗教”,必需到这个“中”字里边,到我们先人的中国化实践中去索解。对由《诗经》所出示的风、雅、颂的一体结构,以及赋、比、兴的诗学要义,平衡与协调便成为组织和运作的首要问题,因此,这个结构的运作与协调必然地要求一个“中”的要义。而这种“中”精神也自然地成为《诗经》中的第一块精神基石。《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句朱自清称之为中国诗学的“开山的纲领”的话,其要害一在发为心声,二在发声为和。中者,心也,和也。所谓“温柔敦厚,诗教也”;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所有这些儒家的,《诗经》的,天地、人心、艺术相贯通的普遍性哲学,其实都来源于“中国化”的古代国家和人的联合的共同体实践,发自于多元一体的“中国”结构及其“风、雅、颂”结构的内在需求,中正、平易、典雅、文质互胜、温柔敦厚、合乎人性伦常,作为最具普遍性的基本价值,体现为政治、伦理、美学的三位一体的贯通和统一,导致“中国”的主流审美意识形态的形成。而我们应予指出的是,正是在这种大的“中国/四方”框架之下,地域文学、个体文学风格和生命也会有其无可替代的美学价值。《诗经》全部305首作品,“国风”部分就有160篇,足以显示《诗经》的包容性和多样性。同理,赋、比、兴三式也使抒情和叙事、诗学和生活达成尽可能的统一。它的“中和”之美的功能有着广阔概括力和开放的灵活性。“中国”主题在《诗经》中的集中出现,并不是作为歌颂的,而是作为具有讽刺、告诫意义的讽喻诗出现的。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就是说中国诗学的在多种生活功用间平衡协进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