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刊荐文︱大学：中西通识与古今通义
本站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8-11-20 10:48:04 点击量：
一、“大学”三义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以《大学章句》冠首，其《大学章句序》开篇即言：
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
朱子此言是对“大学”三义的标举：“大学之书”，“大学”之经典义也；“古之大学”，“大学”之学校义也；“教人之法”，“大学”之方法义也。
1.“大学”之“经典义”
“大学”是《礼记》的篇名，在《小戴礼记》四十九篇中，《大学》排在第四十二篇。但是，郑玄所见到的“大学”，其篇名并不称《大学》。据《礼记正义》中的孔颖达疏和陆德明释文，郑玄《目录》曰：
《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此于《别录》属《通论》。
由此可见，郑玄在《别录》所见到的“大学”，篇名原为《通论》。因此，郑玄对“大学”的定义是“博学”。《大学》作为一部经典，“通论”、“博学”云云，道出了其“通”之特征；又或者说，在对《大学》这部经典的定位上，汉唐经学大师更强调其博雅通识的一面。
及至宋代，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将《大学》放在四书的第一篇。一方面，朱熹和汉唐经学家一样，也强调“大学”在知识论层面的“通”与“博”，强调“大学”所具有的博雅内涵(详后)；另一方面，朱熹更加强调“大学”在教育学层面的“大人之学”，强调“大学”所具有的人文化成、文明以止之内涵：对于国家，是“化民成俗之意”；对于学者，是“修己治人之方”(《大学章句序》)。在朱熹看来，《大学》作为儒家经典的价值在于重现了古之大学人文化成之真谛和真相，故朱子感叹：“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大学章句序》)
2.“大学”之“学校义”
朱熹《大学章句序》对“大学”之学校义有详细诠解：
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大学”与“小学”的区别不仅在入学年龄之不同，更体现在必修课程内容的差异上：小学主要学习骑射礼乐等“六艺”，大学主要学习修身治人的“三纲领”、“八条目”。由此可见，因年龄大小而有修业之大小。由此又可见，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的“学”是“大学”，而非“小学”。
关于“大学”的学校义，《礼记》多有论及。如《大戴礼记·保傅》：“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又如《小戴礼记·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辟雍”出自《诗经》，《诗经·大雅·灵台》有“於乐辟雍”，毛亨传曰：“水旋丘如璧，曰辟雍，以节观者。”班固《白虎通义》将“辟雍”视为一个重要的关键词，用了六章篇幅详细解读其义，包括入学尊师、父不教子、师道、辟雍泮宫、庠序之学和灵台明堂。前三项讲“大学”之要义，后三项讲“大学”之处所(今天称之为校园)。二者又相互关联，如“辟雍”既指大学处所，又蕴大学要义：“辟者，璧也。象璧圆，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需要指出的是，“辟雍”是天子的“大学”，水池环丘，状若玉璧，有“明和”之义；“泮宫”是诸侯的“大学”，有“玉璧之半”，是“班政教”之处。可见，将“大学”分成等级，古已有之。
3.“大学”之“方法义”
“大学”的经典义和学校义落到实处便是方法义，方法义是《大学》这部经典所强调的“大学”的教与学之方法。朱熹《大学章句序》曰：
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
所谓“学校之设，其广如此”讲的就是大学义，“其所以为教，皆本之……”讲的是经典义，而“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以及“当世之人无不学”则将“大学”的经典义和学校义落实到了方法义。
《大学》作为“教之之术”所拟定的“次第节目”就是著名的“三纲领八条目”，这既是教学大纲，也是教人之法。学生虽然才性异区，其异如面，但“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大学章句序》)。如何知性而尽其力？这就需要方法。“三纲领八条目”的方法论意义有三个方面：一是明其体用，三纲领中“明明德”是体，而“新民”和“止于至善”是用；八条目中的“诚意正心”是体，而“修齐治平”为用。二是明其关键，关键是“诚意”，以“诚意”为中心，所谓“诚于中，形于外”，“君子必诚其意”。须“诚意”方可“明明德”，须“诚意”方可“修齐治平”。三是明其贯通，所谓“当世之人无不学”，“表里精粗无不到”，一旦贯通则“全体大用无不明”。
二、就精神言，事有可通者
汉语关键词的语义演变，大体上要经历一个从“原生义”(或曰“词根义”)到“再生义”(或曰“衍生义”)的复杂过程，而关键词的原创意蕴与当代价值即在此嬗变之中铸成。“大学”这个元关键词的语义演变，其从原生义到再生义的标志性事件，是与英语university的对译。英语university源于拉丁语universitas，原义为“行会”。“行会”是内部受到一定制度、等级约束，强调成员聚合在一起共同承担义务、讨论事务的组织。因此，“university”最初含义是学者们为了维护共同利益而自发形成的学术性团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学术共同体”。
关于汉语“大学”与英语“university”的异同，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在其著名的《大学一解》中有如下论述：
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故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
中国教育史上是否“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或可商榷；但汉语的“大学”与西语的“university”“就精神言，事有可通者”实为不刊之论。那么，这种“可通者”究竟表现在哪些层面？要说清楚这一点，还得从“大学”的原生义谈起。
本文上一节已讨论“大学”的原生三义：经典义、学校义和方法义；而“大学”与“university”在精神层面的相通，是由其原生三义衍生而来：由经典义衍为“元典精神”，由学校义衍为“博雅精神”，由方法义衍为“会通精神”。分述如下。
1.元典精神
“元典精神”这一命题是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先生的原创，冯先生界定的“元典”主要指五经和先秦诸子。元典是人类轴心期的伟大著作，是人类首次系统而辩证地表达出对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观察与思考，是由伟大心灵于前学科时代所创造出的人类的基本精神或曰“元精神”，因而对文化元典及其要义的研习，是作为“元教育”的大学通识教育的首选和必选。元典与要义的黉门传习是中华文明通变恒久、亘古至今的教育学缘由，以元典及要义教人育人，是华夏博雅教育的伟大传统。
中国式的“大学”，或者说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从孔子之前的辟雍、泮宫到孔子的杏坛，从齐国的稷下学宫到后世的私学、书院、国子学(明清时改为国子监)等等，可谓名称各异，体制有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习读元典。余英时先生指出：“由于‘六经’是‘圣典’，所以‘诗、书、礼、乐’在春秋时已成为贵族教育的基本读物。”蔡元培先生亦指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这里所说的“大典”，既是轴心期时代的中华元典，亦为轴心期时代西方的伟大著作(即greatbooks)。
当代中国大学的顶层设计，非常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习得与传承；而轴心期中华元典(五经和先秦诸子)无疑是传统文化之精华，因而也应是大学通识教育之首选。“在一定意义上说，‘五经’是中国古代士人核心通识教育课程，中国历史历经战乱与分裂而终归统一，且中国文化延续至今从未中断，就与以‘五经’为中心的通识教育所创建的中国古代文化共同体有密切关联。”五经和先秦诸子铸成中华传统文化的元典精神，因而是当代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主体。
西方的大学，无论是德国的研究型，还是英国的博雅型，抑或美国的综合型，均强调经典阅读，尤其是对轴心期时代greatbooks的阅读：《荷马史诗》、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诗学》等等。当代美国大学也正在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在他们的博雅教育中引入中华元典，比如斯坦福大学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CIV(CultureIdeaValue)，其经典导读内容就包括中国经典著作《论语》和《道德经》。
轴心期时代的中西元典，是人类社会对“人”的发现，或者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文化确证，故轴心期元典的第一关键词是“人”。通识教育作为一种“元教育”，是对人的心灵的滋养，对人的灵魂的提升，对人的人格的塑造，故通识教育的第一关键词也是“人”。明白这一点，中西教育，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大学”，还是西方近代的“university”，不约而同地将元典作为通识教育的必修课，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从更深的层次说，“大学”之经典义向“元典精神”的演变，其根本目标是“人”，是对“人”的培养。轴心期文明是中西文化共同的辉煌，轴心期元典是中西教育共同的经典。以元典阅读作为元教育的核心课程，其目标或者说关键，是育“人”、立“人”和成“人”。德国著名教育改革者威廉·冯·洪堡于1810年创办了德国柏林大学，这所大学被认为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大学。柏林大学起于国家危亡之际，担教育兴国之重责。洪堡认为，虽然社会需要应用性知识和职业性知识，但人在成为一个职业人、专业人以前，应当首先是人，是“全面发展”、“具有教养”的人。
教育强国、学术立国是宏伟目标或者说是远大理想，而这一理想的实现必须取决于“大学”是否能以元典育人、立人和成人。如果能达成后者，则可以在更高层面达成前者。洪堡指出：“国家在整体上……不应就其利益直接所关所系者，要求于大学，而应抱定这样的信念，大学倘若实现其目标，同时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由此而来的收效之大和影响之广，远非国家之力所及。”而这个更高层次上的目标就是“人”，就是对“人”的培养。
2.博雅精神
宋代郑樵《通志总序》讲“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西方推崇“liberalarts”，而东方仰慕“君子儒”(《论语·雍也》)和“宁作我”(《世说新语·品藻》)的境界；西方读“greatbooks”，而东方读经史子集；西方学“七艺”(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音乐、天文)，东方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就“大学”的学校义而言，博雅精神是其相通之处。
前面谈到，汉唐经学家对“大学”的解释是“博学”和“通论”，宋代理学家诠释“大学”亦强调“贯通”，强调“无不学”、“无不到”和“无不明”。孔子作为轴心期时代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郑樵《通志总序》)，对弟子施行的正是博雅教育。孔子的教材(五经)是博雅的，孔子的课程(六艺)是博雅的，孔子的课堂(杏坛)也是博雅的，孔子的“第二课堂”不仅是博雅的，而且是浪漫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
孔门博雅精神的要义是礼乐文化，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故孔子与学生的对话和交往，别有一种艺术和审美的味道。在著名的《侍座》叙事中，当子路、冉有、公西华等几位或狂或狷的学生在老师面前各言其志时，曾点竟然在一旁弹琴，琴声悠扬，话语真率(事见《论语·先进》)。人类轴心期时代，孔子的通识教育是世界一流的，孔子的杏坛也是世界一流的。我们今天讲大学的“双一流”建设，眼光既要向外、向西，也要向内、向古。如果说，西方教育的博雅通识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大领域的融会，那么中国传统教育的博雅通识则既是儒、道、释三教合一，更是事功与审美的合一，以及知与行的合一。
笔者参与武汉大学通识教育的设计与实施，尝试在三大层面创造性转换“大学”这一中华元关键词的“学校义”。一是在“通识文化”的层面提出十六字方针：博雅弘毅，文明以止，成人成才，四通六识。其中“弘毅”是武汉大学校训中的人格诉求，“成人成才”是武汉大学本科教学文化中的通识理念，而“四通六识”则是武汉大学通识教育的具体目标：一通古今，二通中外，三通文理，四通知行；渊博的学识，卓越的见识，经典悦读意识，文化批判意识，独立思考意识和团队合作意识。二是在“通识课程”的层面新设两门基础通识课程：《人文社科经典导引》和《自然科学经典导引》。两大《导引》旨在对大一学生进行启蒙性质的通识教育，打开学生视野，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博雅品味，养成学生君子人格。因而，这里的“导引”既是通识教育的导引，又是心灵提升的导引，还是人格养成的导引。三是在“通识课堂”的层面真正实现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一般来讲，专业课程是“独白式”的：教师一讲到底，学生一听到底。独白是规训，“规训”和“学科”在英语里面是同一个单词：discipline。规训之下，何来独立思考和批判意识？因此，武汉大学的通识课堂尝试“大班授课，小班研讨”，在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相互切磋、自由辩论之中重塑“大学”之“博雅精神”。
3.会通精神
中国文化典籍常以“通”命名，诸如通史、通志、通鉴、通义、通典、通书等等。宋人郑樵作《通志》，其“总序”曰：“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会通之义”既是一种精神，亦是一种方法，是“大学”方法义的中西融通和古今变通。
梁启超在《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将“中体西用”的办学宗旨阐释为两大方面：一是“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强调中西教育的相通；二是“以西文为西学发凡”，但“不以西文为西学究竟”，即将西文看作学习西学之门径，然而却不能以西文囊括学堂之全部。梁启超“中西并重，观其会通”的宗旨，可视为当时西学东渐语境下，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基本方略。诚如金耀基所言：“东西方传统的‘大学’教育是定性在‘通识教育’上的，亦就是说，大学教育即是通识教育。”而通识教育的一个最为基本的方法就是“会通”。
会通精神落实在课程设计的层面，就是要推行一种“共同教育”。何为“共同教育”？甘阳指出：
“本科通识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对所有本科生提供这种“共同教育”，这种共同教育将使大学生毕业后无论涉足哪个行业哪个领域都能够有共同教育的背景能够沟通。可以说，从四十年代开始，美国现代大学的通识教育体制正是高度自觉地承担了为美国现代社会奠定共同文化基础的责任，这种通识教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是打造“美国文化熔炉”的最基本政治机制，也是打造美国精英的最基本机制。
但是，中国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走的是分科治学的专业化道路，一门专业就是一所大学，诸如钢铁学院、纺织学院、水利学院、电力学院等等。有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说一位被钢铁学院录取的考生，为做专业上的准备买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将一部文学经典当作一本冶金专业的教科书，这是专业主义所导致的教育失误，或者说是专业化弊端之确证。在极端专业化的学院中是缺乏甚至完全没有会通精神的，有的只是怀特海所说的“智力独身主义”。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强调专业与通识的相融相济，但开始于中学教育的文理分科，尤其是中学应试教育对经典阅读的忽视，同样导致“会通精神”的缺乏。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我们特别需要回归中西“大学”的根本精神：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明以止，止于至善，不仅在人文层面，实现成“人”与成“才”的会通，而且在知识层面，实现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会通。
毋庸讳言，当今大学校园里讲授通识课程的教师，大多是在严格的“专业教育”之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求学之时，由本科、硕士到博士，接受的是专业教育；入职之后，由助教、讲师到教授，从事的也是专业教育。久而久之，大学教师无一幸免地被打上深深的“专业”铬印：且不说“文”与“理”难以兼通，即便是在“文”之中也很难做到“文史哲经”融通，在“理”之中亦很难做到“数理化生”融通。因此，要在“方法义”层面实现元典关键词“大学”的现代转换，一个基本的前提是作为通识教育主体的教师如何先行地具备“大学”之“会通精神”。
三、书院模式与君子人格
“大学”这个中国文化的元关键词，其从原生义到再生义的通变，不仅形成博雅教育的中西通识，而且铸成中国通识教育的古今通义：一是制度层面的“书院模式”，二是目标层面的“君子人格”。
1.书院模式
就“大学”三义中的“学校义”而言，与英语university在体制上具有相似之处的应该是“书院”这一概念。我国四大书院(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的建立时间均早于西方牛津、剑桥等知名大学，白鹿洞书院甚至要早近两百年。在加拿大著名比较教育学家许美德(RuthHayhoe)先生看来，中国传统书院与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略为近似，台湾学者伍振鷟先生也指出，中国传统的书院即使与西方时代相同而年代稍晚的现代大学相比较，“无论在制度、规模以及教育内容等各方面，均足以相提并论，东西辉映”，胡适先生更说：“要知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事实上，我国传统书院独立于官学，在体制上自主自治，以自由讲学、知识传承为特征，这与西方大学的自由与自治均有相通、相似之处。
同时，书院在中国传统教育发展史上亦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许美德先生认为：“书院生动与非正式的教与学活动、丰富的藏书以及公开的讲论的刺激，在中国是高等教育传统中第二条不绝如缕的命脉。”胡适先生指出：“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惟书院是赖。盖书院为稳固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
笔者曾实地考察过香港中文大学的书院制度，亲身感受到现代书院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血脉相连。香港中文大学前身是三大书院，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钱穆先生创办的新亚书院。钱穆先生论及新亚书院的办学宗旨时指出：
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
从钱穆先生所制定的新亚书院宗旨中，可以见出现代书院的三“通”：一是与传统书院的讲学精神相通，二是与西欧导师制度相通，三是与人类和平、社会幸福相通。就大学通识教育的特定领域而论，真正能够既通古今又通中西的，在当代中国不是各种类型的“大学”而是各种类型的“书院”。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钱穆先生就对大学通识教育发表过一番高论：
抑就鄙见论之，即谓大学教育最高任务惟在智识之传授，而今日国内大学之院系析置、课程编配，亦大有可资商榷者。夫学术本无界划，智识贵能会通。今使二十左右之青年，初入大学，茫无准则，先从事各人之选科。若者习文学，若者习历史，若者习哲学，若者习政治、经济、教育。各筑垣墙，自为疆境。学者不察，以谓治文学者可以不修历史，治历史者可以不知哲学，治哲学者可以不问政治。如此以往，在彼目以为专门之绝业，而在世则实增一不通之愚人。而国家社会各色各门中坚领袖人物，则仍当于曾受大学教育之学者中求之。生心害事，以各不相通之人物，而相互从事于国家社会共通之事业，几乎而不见其日趋于矛盾冲突，分崩离析，而永无相与以有成之日……概括言之，今日国家社会所需者，通人尤重于专家。而今日大学教育之智识传授，则只望人为专家，而不望人为通人。夫通方之与专门，为智识之两途，本难轩轾。
香港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既较好地继承了钱穆先生所开创的书院传统，又成功地学习了西方的博雅经验，可以说是中国大学通识教育当之无愧的典范。而在香港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中，书院通识教育又为一大特色。香港中文大学在创建初期即是由三所书院合并而成的，未合并之前，各书院均有自己的教育目标。详细论之，新亚书院研修人生大义和传统文化，以振兴中华民族为己任；崇基书院则着力于引入西方文化，为促进中国之现代化奋斗；联合书院力求推动中西文化沟通交流，以接轨世界。因此，在香港中文大学，各书院按其文化背景及教育理念，分别为学生提供了各具特色的通识教育课程。除正规的通识教育课程外，各书院还有专题讨论、周会、月会、舍堂讨论等类型多样的丰富活动，使学生积极地参与其中，分享经验，大胆交流，使学生的通识素养在课堂教学之外得到训练。香港中文大学的本科生是双重身份：既是书院的学生，又是专业学系的学生。打个比方，书院是他们的妈妈，专业学系是他们的爸爸。老师也是双重身份，既是专业学系的教师，同时也是书院的教师。对于学生而言，在书院住宿，不同专业的同学住在一起，这本身就是通识教育的最佳环境。对于教师而言，双重身份，使得自己真正能够既教书又育人。
2.君子人格
《大学》有古本与今本之别，“朱子新本的提出，不但奠定了理学的思想体系，而且促使了王学以及其他学派的兴起，甚至西方科技的传入也与此有着莫大关系。可以说，朱子新本改变了《大学》的命运，使《大学》获得了新生。换句话说，对中国思想史发生重大影响的，并非之前存在的《大学》古本，而是经过朱子重新演绎的《大学》新本。”
在大学通识教育的层面讲，《大学》新本的价值，还在于朱熹赋予“大学”这个中国文化元关键词以“三大”：大纲、大道和大人。大纲，也就是作为《大学》核心内容的“三纲领”、“八条目”；大道，是指曾子、孟子之后，“大学”真义(即“大道”)长期被遮蔽，而朱熹的《大学》新本解蔽除障，使得后世君子重闻“大道”之要；大人，则为《大学》新义的最后旨归：如何成为“大人”，如何成为“君子”，如何通过“大人之学”而养成君子人格。
中国古代的大学是成人之学，《论语·阳货》：“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好学”的目的，是要在学习过程中，克服或纠正种种的人格缺陷，使学习者成为君子。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反复强调大学通识教育“旨在培养学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或公民”，“培养出一个对于自身、对于自身在社会和宇宙中的位置都有着全面理解的完整的人”。
“负责任的人或公民”，或者说“完整的人”，须有会通的知识性结构，须有变通的批评性思维。荀子《劝学篇》：“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如果说“博学”是对知识和学问的会通，那么“参省乎己”则是一种自我反思，是一种对内的批判性思维。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在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指出，目前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缺乏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就是缺乏跨学科的广度；第二，就是缺乏对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而这两个方面的缺憾，其实都是可以通过对传统思想资源的整理和重释而得到弥补或纠正。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尽管东西方古代高等教育实体在文化性格存在着差异，但是，传授知识、研究学问构成它们共同的内容，注重人文精神培养和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它们共同的追求。”陈洪捷将知识分为三种类型，其中“通识性知识即以个人修养为目的的知识，比如古代中国儒家的六艺或古代欧洲的七艺，以及英国的博雅教育。通识知识往往被视为更高级教育的预备性知识，重要的是，通识性知识的旨趣在于道德和人格的养成，不在于知识本身。”当下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一个最为艰巨的任务，就是如何消解或者破除长期形成的专业至上、实用至上的弊 端，以成“人”统领成“才”，真正实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
人的全面发展，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只有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统一起来，“大学”(无论是经典义、学校义还是方法义)才能真正养成君子人格，完成《大学》的育人目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梅贻琦《大学一解》强调：“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今天中国的大学所培养的学生，毕业后走向社会是“新民”还是“扰民”，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将“大学”的古典三义创造性地转换为中西三通，能否将“大学”的“大道”之达、“大人”之旨及“大纲”之要，用之于通识教育的实践而最终“通天下之不通”(《文史通义·内篇·释通》)。（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