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图书馆馆长：如何在全球化常态中保持先锋性
本站来源：来源：文汇报 作者：陈思和 (本站李磊整理） 发布时间：2016-04-11 08:43:05 点击量：
陈思和
今年是2016年，100年以前就是1916年;去年是2015年，100年以前就是1915年。从1915年开始，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 《新青年》，举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1917年胡适发表 《文学改良刍议》，开始提倡白话文;1918年鲁迅发表 《狂人日记》，李大钊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掀起。再往后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时间正好是100年以前的现在，是中国新旧文化激烈交替的时期，也是给老大中国向少年中国转型蜕变带来曙光和青春活力的时期，那么，在这个影响中国未来之命运的伟大运动中，是哪些人起着最重要作用?
那个时候最活跃的先觉者的年纪:鲁迅是1881年出生的，就是我们今天在座的80后学者的年龄;陈独秀是1879年出生的，今天就是站在70后末尾上的人。他们在这样的年龄，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路人，他们通过新文化运动，争得了影响国家未来命运的话语权，也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胡适是1891年出生的，放到100年后的今天，还是在座攻读博士学位的同龄人，当时已然扛起了新文化运动旗手重任了。这群人中年纪最长的当属蔡元培，他生于1868年1月，也是属兔子的 (丁卯年)。正是他们开创了现代中国的新纪年。他们所属的时代，真正是年轻的时代。
当时的中国是不是只有陈独秀、鲁迅、胡适? 这也是一个偏见。我们现在编撰现代文学史，开端就是“五四”，“五四”是照亮历史的灯塔，但是，凡是灯的光照不到的地方，如“五四”以前或者“五四”以外的生活历史，比如当年50年代出生的“遗老”的历史，就不进入我们的视野之中了。这样一种情况属于正常吗? 从理论上来说并非不正常，因为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历史，只是遇到那个突变的10年，世界形势(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等等) 与中国形势发生激烈碰撞，于是诞生了革命性、创造性的一个群体，这是历史赋予的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缔造出了前无古人的群体。
我把这样一个现象，解释为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先锋”因素，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具有先锋性而非常态性，时代范式一下子变了，文化话语权一下子被移交了，中国的命运由此发生了改变，20世纪的中国不再成为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皇权专制笼罩下的国度。
然而，“先锋”也有自身的问题存在。当“先锋”慢慢被主流文化所接纳，反叛者一旦成了名流、学者、明星，那就不再是“先锋”了。我们今天讨论鲁迅、思考鲁迅的精神传统，究竟有什么意义? 鲁迅的哪一部分是当下的我们最值得学习的? 比如仅仅只是去研究“鲁迅思想里的儒佛道”“鲁迅怎样成为一个国学大师”诸如此类的题目，还是把鲁迅作为中国20世纪文化突变时代产生出来的一个伟大个体? 这是我所思考的。
今天是全球化时代，我们登录互联网，我们进入任何一种媒体，我们走到街头巷尾日常生活，我们遇见的，还有没有纯粹的“中国文化”? 可以说是没有的，我们遭遇的是全球文化。哪怕一个最缺乏文化素养的人走进麦当劳，他也和全球文化进行了面对面接触。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首先需要思考的当然不是“拿来”不“拿来”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全球化的常态中保持具有先锋性的个体。鲁迅这样的个体就是在痛苦的选择当中慢慢形成的。
我认为鲁迅比较偏激，喜欢走比较极端的路。不知道这样理解鲁迅对还是不对? 这是我的一己之见，也许是外行话。但我认为鲁迅对自己深陷其中的孤独状态是不喜欢的，他是希望有集体，有团队，有新生力量来与他合作的。鲁迅不是故意沉溺孤独的人，他早年参加光复会，后来参加 《新青年》 阵营，参加广东的北伐革命，最后参加左联，他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在寻找中国社会最尖锐的政治力量、最具有革命性的群体，他一直站在最前沿的位置不停地进行选择……
鲁迅晚年和左联发生冲突以后，他就不再向外寻找先锋力量了。他不愿再去接触比左联更激进的社会组织 (譬如托派)，那时的鲁迅完成了独立的个体的战斗性格。晚年的鲁迅有意识地把萧红、萧军、胡风等都拉到左联的外面，有意识地培养巴金、黄源、赵家璧等年轻人，却不再和别的政治力量进行组合。他聚合了这批年轻人，我们要注意到一点，这批年轻人的背后是当时的新媒体:文化生活出版社、良友图书公司、申报 《自由谈》、《中流》、《译文》、《作家》、《海燕》 等等十来家出版社、杂志和报纸副刊，还原当时的影响，堪比今天的互联网。当时的新文学作家不太关注都市的大众媒体，而市民文学 (通俗文学) 的作家们则关注较多。新文学作家那个时候还属于学院派，或者左翼战斗团体，比较追求高大上。但是鲁迅却一直都主动参与媒体，将那个时代的新媒体人团结在一起，在上海形成了属于自己的非常独立的力量。很可惜鲁迅55岁就去世了，他的生命之火燃尽了，很多新的尝试也就无以为继了。
今天我们面对的所谓全球化，几乎对它无法抗衡，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鲁迅作为伟大的“先锋”、独立的个体，他在中国给我们后代究竟揭示了什么?我们从什么意义上去理解、感悟鲁迅的传统? 这应是我们今天思考的问题。
(作者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本文是“拿来主义与文化主体性:从鲁迅传统看中国与世界”论坛上的演讲，因篇幅有限，发表时有删节)
